清晨，无数年轻人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带着一夜的疲惫与未来的焦虑，挤入拥堵的车流；夜晚，补习班的灯火通明，映照出学生们伏案苦读的身影十倍配资开户，他们为了一线生机，赌上了几乎所有的青春与健康。
从教育的起点到职场的终点，每一寸空间都充斥着近乎窒息的竞争，仿佛只有“卷”到极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尊严。
高不可攀的房价，如同一道无情的壁垒，将无数年轻人的安居梦想牢牢阻隔；被少数巨型财阀垄断的经济命脉，又让普通人的奋斗，最终都指向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局。
当社会阶层固化的坚冰，彻底冻结了向上的通道，一个惊人的现象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上演：在短短十年间，竟有高达600万人选择“用脚投票”，告别故土，奔赴远方。
展开剩余92%初生牛犊，陷泥沼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深知“内卷”一词所蕴含的竞争压力。
若将目光投向东北亚，便会发现一个号称“内卷之王”的国度，那里的社会图景更显严峻，其国民在经济发展的光鲜外表下，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重负。
这个国家，便是我们常常提及的韩国。
这片土地上的教育竞争，其激烈程度令人咋舌。从幼儿园时期开始，孩子们就被推入各类补习班的洪流。
据数据显示，即便是在婴儿时期，也有高达41.9%的儿童参加补习班，而幼儿阶段这一比例更是飙升至86.8%。家长们争相投入巨额资金，只为让孩子在起跑线上稍占优势。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每月投入的教育费用堪称天文数字。
有报告指出，2023年第三季度，韩国家庭月平均教育支出达到25.6万韩元，占据家庭总消费支出的9.1%，并且这一数字已连续十一个季度增长，即使在高物价、高利率的压力下，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投入也未曾减少。
若家中有两个或更多孩子，每月教育开销甚至能达到50万韩元以上。
而一个科目每月的补习费用，便可高达60万韩元，若同时补习四门课程，每月支出甚至会超过200万韩元。
进入高中。韩国高中生中流传着一句触目惊心的话：“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睡四个小时的，才有希望考上大学，睡五个小时的，就会名落孙山。
尽管这说法带有夸张成分，却真实反映了学生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多项调查显示，韩国高中生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更有高中最后一年的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仅为4.9小时。
一天之内考完五门科目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更被比作一场“核战役”，决定着无数年轻人的未来命运。
在这场考试中，甚至有考生因为时间紧张而选择穿着纸尿裤上阵，只为争取每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即便考入了名牌大学，等待他们的，仍是另一轮更为残酷的“内卷”。韩国的大学普及率极高，每十名年轻人中就有七名拥有大学学历。
每年约有50万大学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但仅有半数能成功就业。
这并非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财阀企业，以及公务员等“铁饭碗”岗位上。
在他们看来，进入中小企业是失败的象征，是屈就和妥协。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待遇差异巨大，2014年大企业月薪约2万人民币，而中小企业仅为1.1万人民币。
除了教育与就业，韩国独特的“全租房”制度，曾一度被视为一种灵活的租住方式，租客一次性向房东支付高达房产价值50%至80%的巨额保证金，便可在租期内免除每月租金。
在经济下行和利率上升的双重冲击下，这一制度的风险日益显现。房东面临资金链断裂，无法及时返还保证金的情况，导致“全租房”逐渐走向消亡。
有调查显示，一个普通韩国人需要不吃不喝15.2年，才能勉强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
无尽内卷，“润”潮涌动当一个社会过度“内卷”，个体生存的尊严与希望被无情挤压时，一部分人选择“躺平”以示无声抗议，而另一部分则选择了“润”，即通过移民寻求新的出路。
这在韩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短短十年间，高达600万人选择离开这片土地，令人触目惊心。
韩国的出生率已跌至全球最低水平。2023年，其总和生育率（TFR）仅为0.72，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尤其在首都首尔，这一数字更是低至0.55，这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孩子数量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所需的2.1。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显示，韩国已连续多年在主要国家中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
新生儿数量也在断崖式下跌，2023年仅有23万人，这是自197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点。
早在2022年，新生儿数量就已首次跌破25万人大关。这种趋势还在加速，预测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降至0.68。
伴随着出生人口的锐减，韩国自2020年起已连续四年出现人口自然减少，2023年人口自然减少高达12.28万人。
与新生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老龄化速度的急剧加快。2022年11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900万大关。
到了2024年12月，这一群体更是超过1000万，占总人口的20%，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
令人震惊的是，韩国从“老龄社会”过渡到“超老龄社会”仅用了7年时间，远超日本的11年，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甚至在2024年1月，70岁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20至29岁这一青年群体。根据悲观预测，到2067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可能升至46.5%，韩国或将成为全球“最老的国家”。
这种“少年儿童减少、青年人外流、老年人激增”的人口结构，如同一个倒置的金字塔，给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危机，韩国政府已多次表态并尝试推出应对措施。
2024年6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并计划设立“人口战略计划部”，旨在从低生育率、老龄化和移民等多方面制定中长期应对策略。
提出的政策构想包括：完善育儿休假制度，鼓励男性更多参与育儿；减轻育儿压力，例如实现3至5岁儿童免费教育和托管服务；以及为生育家庭提供购房和贷款优惠等住房支持。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韩国央行此前已发出警示，如果不能有效扭转低迷的生育率，韩国经济将在2050年陷入负增长。
养老金制度也面临巨大考验，提高缴费率或延迟领取年龄的改革呼声不断，甚至有专家提出将“老年人”的定义从65岁逐步提高到75岁，以缓解养老金压力并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
韩国把目标瞄准了朝鲜族和“高丽人”在内部人口结构面临崩溃的同时，为了弥补劳动力缺口，韩国不得不向外寻求“新鲜血液”。这其中，中国朝鲜族和中亚“高丽人”成为了其主要的目标群体。
中国朝鲜族，作为我国的重要民族群体，其祖先在历史上因战乱、灾荒等原因，从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地区。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特别是签证政策的放宽，许多中国朝鲜族同胞被韩国更高的经济收入所吸引，选择前往韩国“淘金”。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我国的朝鲜族人口从192万人下降至170万人，其中每年约有1万人流向海外。目前，约有70万中国朝鲜族同胞在韩国生活，占其总人口的四成以上。
他们在韩国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体力劳动密集型工作，填补了许多韩国本地年轻人不愿从事的职位空缺。
例如，2024年6月京畿道Aricell电池工厂火灾中，23名遇难者中有17名为中国公民，大部分是来自我国的朝鲜族同胞，他们的临时工身份和所从事的危险工作。
尽管他们与韩国人同文同种，但由于“国籍”差异，以及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叙事，这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同胞，往往难以被视为“血统纯正”的同胞，而是被当作“外国人”或“穷亲戚”，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遭受歧视。
韩国的《在外同胞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几经波折。该法案最初试图界定“在外同胞”的范围，但对中国和前苏联地区的朝鲜族，曾一度被视为“非法打工危险群体”。
虽然在2004年和2019年，相关法律法规经过修订，扩大了“同胞”的认定范围至第四代及以后，并允许他们获得更长的居留期限，但同时也提高了门槛，要求申请人提交韩语能力认证和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除了中国朝鲜族，韩国还在积极吸引另一批特殊的海外同胞——中亚“高丽人”。这些“高丽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战乱和斯大林时期的强制迁移，被迫流散至中亚地区的朝鲜族后裔。
他们在异国他乡扎根，语言和文化与韩国本土社会产生了较大差异，许多人已不讲韩语，改说俄语。
自2001年韩国宪法法院作出里程碑式裁决后，韩国开始向“高丽人”授予居留权，并在2014年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他们携家人移居。
截至2023年，居住在韩国的“高丽人”已超过10万人，主要集中在安山、光州、仁川等工业城市。
这些“高丽人”的回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国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然而，他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社会融入挑战。
语言障碍是首要难题，许多“高丽人”的孩子在学校需要额外的语言支持，高中入学率也低于本地学生。
文化差异、社会歧视以及被边缘化的感受，使得他们在融入新环境时步履维艰。甚至有韩国网民质疑，这些“高丽人”是否真心愿意长期定居，还是仅仅利用韩国的福利政策短期赚钱，最终选择离开。
这股内外夹击的“人口海啸”，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韩国的社会面貌。
年轻人因“内卷”而选择“润”，本土出生率跌至谷底，老龄化加速，被迫引入外来人口。
在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之下，那个曾经以“汉江奇迹”引以为傲的东亚经济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其未来的发展轨迹，已然布满迷雾。
参考资料：韩国高速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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